火里仍是火外？:指宿洋史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黄纪苏/文

庚子年（阴历）蒲月二十日指宿洋史，京城某士绅在日志中素描了一幅火灾远景图：

将午，忽正南有烟，黄色曲起如烽火，路人皆曰：“此焚屈臣氏药房也”，商店无惊，若豫知其事者指宿洋史。午后烟不行且变黑色。是日南风，其曲烟变而为横，从南而北，聚而不散，如黑龙之舞空，掠大内而过，北逾鼓楼，似乎轮船之在海，度其势不行屈臣氏一家矣。

那是晚清史上一场出名的大火，纵火者的初心只是一家西药店，成果却是商家一千八百多户、房屋大小七千余间烧得干清洁净，人员倒没什么伤亡指宿洋史。那一带店挨店铺连铺、横梁立柱、门板窗幔、桌椅板凳都是易燃物，如许的下场其实不不测。不测的是，火是白日放的，烧了一天一夜，抢运财物不缺时间，可老板伴计们却只剩得一卷账本、两袖清风。他们缺什么呢？

京城另一居民在日志中为指宿洋史我们记录了大栅栏火场的近景实况：

义和团在老德记大药房将火点起，令四邻梵香叩首指宿洋史。及至延及旁处，团民不准扑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无虞，切勿自生慌乱。即至火势大发，不成挽救，纵火之团民已趁乱逃遁矣。是以各铺户搬移不及，束手待焚，仅将账目抢护罢了。其时若不听团民捉弄，先将货物抢挪，虽云劫数难逃，究可保留万分之一也。

义和团能够不让各人救火，但拦不了各人撤离——那么多家哪里拦得过来？大栅栏人之所以没告急搬家，是因为他们相信义和团指哪儿烧哪儿、不及无辜的先辈手艺指宿洋史。即使是火势蔓延开后，据其他史料记载，他们也没认为义和团技法无灵，而是抱怨隔邻广德楼的扑救干扰了神术的一般阐扬。他们觉着本身是“良民”，不是教民，本该在火外而不在火里。

《义和团史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

1982年5月

平心说，大栅栏被烧并不是一定指宿洋史。若是义和团不把纵火做为常规兵器，改烧教堂为拆教堂，焚洋行为扒洋行，火不听批示刀听批示、镐听调遣，那么就有可能实现精准灭洋。问题是，因而而不在火里的大栅栏人甚至更大范畴的人，能否就在火外了呢？谜底后来人早就晓得了。可“商店无惊”的其时人呢？

一

得先对“祸”做点合成指宿洋史。庚子之祸能够分为间接祸和间接祸。间接祸包罗杀人放火，针对的是洋人、教民以及涉洋人群；间接祸是间接祸引起的连锁反响，包罗社会骚动、经济凋敝、联军抨击、巨额赔款等等，牵扯就没边了。间接祸中的毛子金发碧眼好分辩，暂可不管。“二毛三毛”可都是龙的传人，因为曲隶以至山东进京的义和团人地陌生，他们若何晓得谁是谁呢？老德记卖的西药以及浩瀚洋行挂的招牌却是“三毛”的身份标识表记标帜，师兄师弟逛街时就能发现。但藏在小胡同里的“二毛（教民）”如果没群寡举报是不容易找到的，那此中，你原来不是汉奸，但敌人或政敌非说你是的可能性就不容轻忽了，并且时人的条记日志中也确有反映，例如杨典诰的《庚子大事记》便记有：“编修刘可毅，既非在教之人，第日常平凡喜谈时务经济，竟被义和团民所戕害。不只编修一人遭荼毒，以是而丧身者实凡有徒。”想必义和团不会搜刮并研读刘编修的文章，他之被难，很可能是庄亲王指导的联拳灭洋工做组与义和团结合执法的成果。别的，义和团说二毛子脑顶有十字，一般人看不见他们能看见。几十年后康生也凭仗类似的特异功用侦破了很多“敌特内奸”。义和团还有一项鉴别奸良的绝技，就是点燃一道符箓，烟若是曲的，嫌犯即可回家和亲人团聚；若曲直的，身子和脑袋就分炊了。我在史猜中读到最冤也最不冤的，要属一些女性教民，她们在街上见了义和团吓得跪地求饶，义和团其实不念其主动投案，“率被拉去斩之”。

面临朝本身脑门飞来的间接祸，毛子的反响虽有快慢之分——法国的主教樊国梁有教民帮接地气，一上来就意识到大事不妙；而英国领事窦纳乐更多依赖清廷的上谕诏书、总理衙门官员的说辞神采以及其他上层线人的小道动静，刚起头其实不觉得形势有多严峻——后来都紧着兴师动众、修建工事指宿洋史。二毛也多扶老携幼涌入使馆教堂。西城有位教民想到亲朋家躲躲，可哪家敢接那祸呀，他们后来困难辗转才逃到了西什库的北堂。总之，他们对间接祸的反响，可能没羚羊豹子那么敏捷，但都能把灾难看成灾难而不是地坛庙会或淄博烧烤。

间接祸不容易说却最值得说指宿洋史。间接祸位于间接现实之外，因果相对复杂，考验的是一小我以至一个文化的理性揣度才能。理性揣度不需要脑子多伶俐，但需要脑瓜别太热，太热就成了傻瓜，会上当子像牲口一样地吆喝，别说见了棺材，就是进了棺材还偷着乐呢。理性揣度还包罗借助别人的经历，尤其是淬炼成常识的经历，同时大白经历常识也不总管用，迷信不得。再有，头虽不克不及太热，心却不克不及太冷，要有同情心，能设身处地、换位思虑。同情心既是一种感情才能，也是理性揣度的前提前提。一小我对别处他人的磨难若是一点觉得没有，当轮到本身时他会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及时的反响么？

《乐斋短文；崇陵传信录（外二种）》

岑春煊 恽毓鼎 王照 高树 /著

中华书局

2007年7月

大栅栏化做青烟的那一千八百家，商户应占不小比例指宿洋史。对此我不断猜疑：能把他人的钱挪到本身兜里的人，谁能蒙得了他们？我小时候换纪念章，两个小红章换来换去换成了一个，而同伴却一个倒成了俩，让我一劳永逸地大白了本身脑子不敷用，后来谁下海我也不下。大栅栏的商人，怎么却连“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常识都被义和团忽悠没了？实不知他们的判断力在中国商人中算高仍是低的。上海的商人明显超出跨越一块，1900年6月9日《新闻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论关心国是者惟商人》，说京津大乱的动静传到沪上，“货物不敢畅运，银两不敢划兑，过客（商）不敢启行”，商人都急成了热锅上蚂蚁，天一亮就派伴计买报，三更还到报馆来探听新意向。不久之前，上海的商绅一千多人联名致电朝廷，恳请不要废黜光绪，其政治站位令人刮目。

二

不外同在上海，官员跟商人又纷歧样指宿洋史。据该文讲，某巨商告急求见本地某指导，巨商说得上气不接下气，指导“怡然蔼然拈须对之”，末端来一句，国度兴亡随它去，操那心呢。巨商又求见了另一指导，指导说，我们那些外官跟京城的事没啥关系。文平分析了官商差别的原因：商人的利益来自商业，商业江海相连，远处也是近处；而官员的利益另有来处，北边乱了他在南边官照做、俸照领。该文感慨道：工作只要不切己就不是事。其实，庚子的间接祸能否“切己”，官跟商的理解当然差别，官跟官也不完全一样。东南互保的前提是东南疆臣的“大局意识”，即对间接祸的充实体认。此中的倡议人兼联络员便是亦官亦商的盛宣怀，那应该不是巧合。

京中的官员对间接祸的立场也形形色色指宿洋史。那种复杂性在侍讲学士郓毓鼎一人身上都有表现。郓毓鼎写于庚子十年后的《崇陵传信录》很有名，有些专家会按照此书把郓毓鼎划入“剿拳和洋派”以至“汉奸”。但从其昔时的日志看，还实不尽然。以下顺时针摘录数则。

他蒲月初六日志到，“黄霾蔽天，日色无光，日有焚杀，大乱将至，心焉忧之指宿洋史。”

十二日，他请人用周易算了一卦，“其兆京城无恙”指宿洋史。

十五日其伯母七十六寿辰，薄暮他正和来宾一路聚餐，突然传明天将来本事馆书记被甘军杀戮的动静，“大衅将起，同人相顾失色，狼狈散去，座客一空指宿洋史。”

十七日，“教民老幼妇稚，死无孑遗，尸横路衢，火冲霄汉指宿洋史。京官来往者，不复常度，咸谋送眷出都。余义不容去，家累亦过重，听之罢了。”同日，他又找人算了一卦，算的成果是：“京城甚安，交小暑节即可渐定。”

二十五日，他带着问题去了关帝庙，一问义和团能否实得到了神灵帮忙；二问洋人能否歼灭；三问京城是安是危指宿洋史。得到的回答是一首诗加一首解诗，两诗其实什么都没说，但他却读出了“晓然圣意所在，拳民必可成事矣”。为了双保险，他又用蓍草占了一遍，得到《周易》中一个搁哪儿都行的金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他解读为：若是不将灭洋停止到底，国度就等着蒙羞吧。

第二天他在城外，“未刻，探事人出城，知十余国使馆俱付一炬，洋人兵丁男女聚而歼之，无一生者指宿洋史。义和团奏凯而出。数十年积愤一旦而平，不由距跃三百。”

之后，他的乐不雅情感随战场形势每下愈况，六月二十六日他写到，“一路拳民蚁聚，服饰诡异，神采狂悖，知祸不远矣”指宿洋史。

郓毓鼎对形势的揣度，根据的是常识感、汗青经历、当前理论（战场形势）、求神问卜几项指宿洋史。他的“心焉忧之”，应来自以往哪次灭洋中都城赔得吐血的汗青经历（受神侠教育的公众还实纷歧定领会那些），以及大乱之下玉石俱焚的常识。关于如许的经历及常识，1900岁首年月夏的郓毓鼎也认也不认。之所以不认，是因为他相信鬼神，并通过占卜从鬼神那儿得知，义和团属十分之人，有十分之术。也就是说，义和团既不归常识常管辖，还可能废了汗青经历。之所以也认，是因为义和团一败再败的当前理论让他“微悟此辈之不敷恃也”。应该说，关于郓毓鼎，当前的理论是查验神术的最末尺度。那种理论尺度当然比焚香拜表强，但它踩着现实的后脚跟儿，也只能是认可事实而不克不及揣度或预测事实。没揣度预测也就没提早量，而没提早量等于碰上南墙才发现南墙。我阅读那一期间的史料有得到个未必可靠的印象：在常识构造和揣度力上，能够把的郓毓鼎看做其时士医生群体的均匀数或中位数——也许略高一点。

《袁昶庚子日志二种》

袁昶 /著

戴海斌 /整理

上海古籍出书社

2020年7月

和郓毓鼎比拟，大理寺卿袁昶可谓高瞻远瞩了指宿洋史。其《乱中日志残稿》蒲月二十、二十一日写到：“区区各驻使，胜之不武，屠此数人，彼族即不敢抨击耶？”翰林院侍讲学士墨祖谋在一道奏折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东南督抚的立场也差不多，被告急委以议和重任的两广总督李鸿章北上前给清廷发电，哀告万万别再戕害外国青鸟使，不然他鹤发苍苍也只能白跑一趟。把幼儿老妇打残打死不难，难的是人家的猛男找上门来怎么办？那个常识很多动物都无师自通，可那些王公大臣却一时都忘了，认为拿下西什库、东交民巷就万事大吉了呢。郓毓鼎也是“距跃三百”之后好一阵才想起来。

三

当间接祸步步迫近、快量变为间接祸时，很多官员或摆设或率领家眷悄悄离京指宿洋史。郓毓鼎传闻诗人樊增祥也在流民图中，特在日志里写下“名流之可鄙如斯”。樊增祥后来又跻身红娘的大队人马，写了出名的《后彩云曲》，将联军统帅瓦德西和妓女赛金花撮合在了一路。也有良多官员没选择分开，情况纷歧。如起首发现并保藏甲骨文的金石学各人王懿荣，被录用为京师团练大臣后长叹一声：老天那是让我死在那儿啊！那位“看街老兵”筹措枪械弹药求人求到远在武汉的妹夫张之洞那里。北京城破，他与老妻、长媳先服毒后投井，和天门山约死群的形式不异。京城绅耆“服毒以殉、引火自焚、投井而殁达一千九百九十八员名”，那些儒门墨客确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郓毓鼎留下的原因比力复合：有他从挂签蓍草那儿得到的定力：有出于职守规律方面的考虑——改日记里对那非段常期间单元签到点卯告假销假等记之颇详；也有迁大不容易的苦衷——我印象中，在清人甚至民国人的日志手札中，交通费或川资是笔很大的开销，像徐志摩那样打飞滴穿越于名媛之间几乎是特殊化到了逆天。

还有一些留京官员恐怕是没想到“祸”也通“涡”，会像旋涡一样把本身从祸边旋到祸里，跟鬼子汉奸殊途同归指宿洋史。他们或许是认为水再大也得从脚往上淹，脚上有腹，腹上有胸，本身属中国头部，且轮不到呢。那确实是社会的常轨，只是洪水确如野兽，先咬哪儿还实纷歧定。据其时人的手札，“东四牌坊头条胡同起至王府井胡同行十余条胡同，满汉官大宅门抢去不下二千家”。二千未必是确数，也就随口一估吧。当过帝师的孙家鼐没能幸免，从家里逃出来连换的衣裤都来不及带，显然没有思惟筹办，就不如如今有些官员，纪委同志来敲门，人家拉着行李箱正候着呢。与孙中堂地位相仿的徐相国也摊上了，其家被“抢得一空，屋亦烧去”。徐桐老先生是联拳灭洋学派的首席专家，按常理实不该该。

那些缀满朝珠花翎的官宦，无论哪种睡姿也梦不到本身有朝一日会被一些“”临时农转非人员”拉下马拽出轿跪在路边，会被洋兵抓去抬尸体运渣土，一夜回到孺子试发榜前指宿洋史。就连那个群体的“群主”及“群副”也是单衣薄褂仓猝“西狩”，全无“预案”。常日喝玉泉山特供山泉，那会儿途中口渴了，井里却浮着人头，只好拿根秫秸秆边嚼边嘬。夜晚寄居民房，太后冻得跟皇上背靠背苦捱到天明，自光绪亲政以来，母子俩的心历来没挨那么近过。固然怀来县接到通知，叫给副国级以上的指导预备满汉全席，但规格归规格，乱离中的接待程度更高也就是碗粥。吴县长在逃空的民宅里广搜博求，得到比天然鸡蛋石还美好的五个柴鸡蛋，“亲身”生火煮好呈上去，老佛爷吃仨给光绪留俩。

《庚子记事》

仲芳氏 杨典诰 华学澜 高枬 等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辑

中华书局

1978年

再说义和团指宿洋史。京城有严酷的城门启闭轨制，大官回城晚了，照样吃闭门羹。但那是世间法，义和团随到随开，因为良多人，包罗守城官兵及其上司都相信他们是上天派来的神兵，差别于一般勤王戎马。他们开到北京后，“京城里九外七各城门，皇城各门，王公大臣各府，六部九卿文武大小衙门，均派义和团民驻守”，后来的西纠东纠都没负责过如许关键的岗位。杀袁昶、许景澄等大臣，由他们押送菜市口。除了灭洋，他们还挖出其他倾覆权力如白莲教。官方不断有人给义和团扣该教余孽的帽子，他们主动切割也能理解，问题是他们从“四乡抄获”的那些“白莲教”就是一帮穿上龙袍冒充万岁、戴上凤冠冒充娘娘的戏剧喜好者，一群躺平却还要叉腰的草民，那些人“临刑时呼儿唤父，觅子寻妻”，惨不忍读。说义和团接收了京城的公检法似不为过，并且从捉人到砍头，你说是一锅煮也行，叫“一元化”也没问题。当他们红得发紫、举着“兴清灭洋”的大旗、揣着“清家”发的十万两红包时，能料到不久被官兵拖着辫子一刀两断，鬼子在旁边摄影存照么？

还有群众，说多不忍，抄两段时人的日志吧指宿洋史。其一在事情之初：“哄传西什库教堂大楼被焚，遍地男妇老幼，人人鼓励欢欣，人云亦云，幌动街市。”其二在城破之日：“街头巷尾逃走之人，男女老小拥塞道路，无分官吏商民，俱牵丝攀藤而行，嚎哭之声惨绝人寰闻。”两段的主语差不太多，形态可差太多了。

还得说说洋人，他们是间接祸的受害者指宿洋史。那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弃孩病婴义务当保母的修女，何功之有？据说山西某位修女被扔进火堆时说我救了不知几中国孩子，你们怎么如许对我呢？面临如许的天问，有种答复闻着出格离谱：没人去你家打你，是你上门找死的。照那逻辑，五一长假哪儿也别去了，路过人家门口就该死头破血流。不外工作也确有另一面：1840年以来，列强没少欺负中国，距庚子比来的日本割台、德国占胶，都属原汁原味的匪徒行径。庚子年中国官民针对洋人的那些做法，很难离开那个大布景做孤立的理解。庚子被难的外国人士，当然是当日颟顸王大臣、愚蠢师兄弟的间接受害者，又何尝不是此前洋枪洋炮及不服等公约的间承受害者？后一点，不晓得他们其时能否想到。不外据我阅读到的教会文件，过后他们仍是有深思的。

还得说说教民，庚子年属他们灾难深重指宿洋史。此前所谓的“民教寻仇”其实其实不对等：抛开长短是曲的错综参差不管，即使教民在日常争讼中借助教会权力对父母官吏施加了影响，非教民也多是赔几桌席或几台戏，而义和团对教民则长短抢即烧、非烧即杀，觉得就像打乒乓球的赶上踢足球的。不外联军来了，一些教民如宣武门的安三儿又恃势凌人以搜捕义和团为名欺诈店主讹诈西家，实让人感喟不置：仍是只顾面前，不想因果。你那一脚进来，踹倒的当然是他人，等转一圈，飞来块砖头，不定谁家玻璃破坏呢。

（做者为社会学家、剧做家，本文参考文献包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义和团史料》；中华书局：《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材料丛刊·义和团》；国度清史编辑委员会：《义和团运动文献材料汇编》中文卷指宿洋史。）